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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田:国企和民企谁更具竞争力?

发布时间: 2016-12-29 10:34:35 | 来源: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 作者: 刘琼 | 责任编辑: 刘琼

当被问及企业的所有权分类时,一个自然的答案是“国企”和“民企”。

这种分类不仅表明公司所有权差异,也体现出身份地位的不同。

这就好比嫡出的贾宝玉和庶出的贾环,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由于母亲的身份不同(类似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别),在大观园中的地位和境遇也有着天壤地别。贾宝玉作为家中嫡子,上有贾母、王夫人等护着,下有小厮丫鬟伺候着,光贴身的大丫鬟就有四人,各个还都聪明能干。不仅如此,平日里,宝玉身边还围绕着众多姐姐妹妹,一起嬉笑玩闹。虽然,贾政总是训斥他不爱读正经书,不爱做正经事,但也正是由此看出整个家族对宝玉寄托的厚望。

相比众星捧月的宝玉,庶出的贾环一直是贾府里的边缘角色。他是赵姨娘所生,不得王夫人喜爱。而因其“人物猥琐、举止粗糙”,贾母也不十分待见他。他只有两个丫鬟,唯一喜欢他的王夫人丫鬟彩霞,最后还由于贾环长期被鄙视而形成的自卑性格与其产生矛盾和隔阂。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被认为是国家的宠儿,无论是业务拓展,人才引进,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而在同一屋檐下的民营企业,由于缺少国有资本的加持,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我们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例,来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国家支持的不同。

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万向集团的全球化之路其实是无奈之举。当时国家把订单都给了国有企业,万向在国外根本没有客户,于是才通过产品出口的形式走出国门(Wei et al., 2015)。可是近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腾飞举世瞩目,在这样的新情境下,中国企业中的“贾宝玉”和“贾环”的地位和境遇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6600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约占30%,1.85万中国投资人在国外共注册了3万家企业,非公企业占89%,覆盖了186个国家和地区。由此可见,在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国有企业再也不能一家独大,相对于民营企业,其身份优势逐渐弱化。

笔者曾经对中国四个省市的地方发改委进行调研,均发现,发改委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主要看其是否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并不注重拥有的资本类别。也就是说,当今中国,“贾宝玉”和“贾环”已经可以按照他们自身能力决定在贾府的地位,而不用看其出身。

那么,“自身能力”在当今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

笔者认为,企业“自身能力”的衡量标准是企业的能力与国家当前的主要政策吻合的程度。具体来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否能够帮助国家实现其迫切的政治需求。

以“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例,自从习大大在2013年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国家领导人不辞辛劳地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带了大批企业“随访”,并签订了大批重要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可以发现,这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是与“一带一路”政策紧密相关的,而并不局限于国有企业。具体说来,中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了《英国核电项目投资协议》,而作为民营企业的金螳螂、广汇能源、凌钢股份、玉龙股份等民营企业也签订了众多基础设施的合作协议。

由此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划分已经不能够体现其在目前中国情境下的地位和境遇。而将企业分为“符合政策要求”(顺势而为)和“不符合政策要求”(不顺势而为)显得更合适。类比到互联网行业,在谈在做“互联网+”的企业,就是顺势而为。

可以想象,如果将此情境类比到贾府,贾宝玉和贾环,谁能够先考取功名(贾政对其子的主要期望)就能够受到贾府上上下下的宠爱,而不再受到嫡出和庶出的限制。试想,中了状元的贾环,贾母对他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各种姐姐妹妹也夸他少年英才,彩霞也不会被迫嫁给品行不好的下人。而贾宝玉不喜圣贤书,则在起夜时,喊叫半天,也没有一个丫鬟前来照顾,这又是怎样一番情境?

针对这种“顺势而为”获取政府支持的现象,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国际化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制度概念来源于政治学,被认为是“由认知、准则和管制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构成,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而“国际化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指的就是由多个国家联合制定的认知、准则和管制要素。

上文提到的习大大与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就是国际化制度的一种体现。从制度理论出发,企业符合制度的需求,就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求得发展。

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忘记自己“贾宝玉”(国企)和“贾环”(民企)的标签,敏锐地把握国家发展趋势,仔细考虑自己手上的活是否出众(业务类型是否能赶上政策的春风),顺势而为(符合“国际化制度”),争做一只“风口上的猪”。

参考资料 1、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 2、《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ing》(Scott, 1995, 2001a:48) 3、P. J.DiMaggio &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147-60. 4、Meyer, J.W., & Rowan, B. (2015).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myth and ceremon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83(2), 340-363. 5、Suchman, M.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571-610. 6、Wei, T.,Clegg, J., & Ma, L. (2015). The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facilitating rol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ncs.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4(2), 331–343.

作者简介卫田卫田,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兼并与收购、国际商务、科技管理。

 

文章来源: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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